第172章 商人的打压
第172章商人的打压
在古代,士农工商,商贾的社会地位最次,这个没什么好疑问的,历朝历代都是这么认为的,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其一,封建社会,以农为本,农民靠耕种生存,靠的是体力活,就算养不活自己也要供养贵族,为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,而商贾则是搬运货物,赚取差价,并不直接参与劳动,然赚取的利益却远远高于农民。
在古人看来,这是极其不合理的,若是不打压商人的地位,长此以往下去,农民就不耕种了,都去行商,粮食不够就会引得社会动荡。
其二,从人性的角度来看,一个人有了钱,下一步必然要谋权,因为钱可富己,却不能护己,甚至有时候,钱多了,又无保护它的能力,那么就会招来杀身之祸,非福乃祸,故商人有了钱之后,谋权护命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
古代地域广阔,通信不便,地方有事,朝廷不能及时得知,一旦商人有了钱,又有了权力,便可招兵买马拉大旗,极容易造成藩镇割据的现象,在封建统治者看来,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,必须要打压商人的地位。
其三,商贾这个群体给人留下的印象太差劲了,人们想到商贾的第一印象便是“唯利是从”,能够为了利益将社会道德踩在脚下,举个例子说明一下。
春秋战国时期,有个富商叫猗顿,这人与秦相张仪私交不错,他干的是贩卖军火的买卖,七国都是他的生意伙伴,秦需要兵器时,他就将兵器卖给秦,楚需要物资时,他就将物资卖给楚,就算两国剑拔弩张,将要开战,他的军火生意,依旧照做,而且越是四处开战,他的生意越是昌隆。
在大一统时代,商人也不安生,特别是王朝末期,商人最是不安生的群体,明末,吴三桂开山海关迎清军,崇祯皇帝自裁,同年十月,清朝定都北京,顺治在紫禁城摆设宴席,宴请了八位晋商,这八个商人何德何能,竟能让皇帝宴请呢?
他们就是著名的八大皇商,明末之时,东北女真族建立的后金野心越来越大,但东北相比中原地区物资相对匮乏,而他们所需要的军事、生活物资都需要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。
在国家动荡的关键节点,晋商在正常的贸易外,竟然暗中向清军走私军火和粮食,同时提供关内外的各种军防情报,其行径与叛国无异。
就是在现代社会,依旧有许多商人不顾国家利益,为了一己之私,竟向国外暗自递交情报,苟且营生,美名其曰赴国外上市,在此,笔者就不点明了。
一个群体,不能一棍子打死,有好的就有坏的,但又有一句话叫“一颗老鼠屎,坏了一锅粥”,恰恰是这些不法商人,败坏了商人这个群体的整体口碑。
这些商人“趋利”的行径,与传统儒家思想背道而驰,多方因素下,久而久之,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,历代王朝都从思想与现实两个方面,给予商人严苛的打压。
笔者穷尽思绪,中国历代王朝中,开国之君为商人的是一个都没有,貌似唐末,有个叫黄巢的私盐贩子,参加科举,屡第不中,回家就扯旗造反,不过没成功。
至今,这一政策依旧被执行,商人可以有钱,但想要染指权利,第一个就干掉你,没商量,所以有钱的商人都跑国外了,资本社会,有钱才是大爷嘛,他们在我国当不了大爷,只能屈尊去国外当个二等大爷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,如果一个有钱的商人,安稳的享受生活,绝不搞事情,谁又会无端找你麻烦呢?
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跑国外呢?
这个问题很值得思索。
扯了这么多的,回到本书,晋朝对商人打压冠绝于任何一个朝代,黄巢这个私盐贩子还能参加科举,而在晋朝,就别痴想妄想了。
首先商人是单独造籍的,但凡家中有一商籍者,全家禁止从政,想混个小吏都不可能,赵芸菲那个是因为花了大价钱,托人改了户籍,故能入仕,但经不住查。
在晋朝,商人甚至不能与农户同席而坐,就更别提士族了,故萧钦之请赵芸菲兄弟同席入座,给赵云龙激动的不行了,在路上,若是商人与农户发生了口角,是绝不能还嘴的。
在日常衣饰上,商籍也有特殊要求,所穿衣服只局限于几种颜色,衣服还不能昂贵,更不能佩戴华饰,否则便是逾矩,是要遭难的,不过一般都是王朝开始抓的很严,后期就慢慢放松了。
萧钦之如今名气之大,天南地北,鲜有人不知,在建康,萧钦之与刁骋去私人会所学习外语被人发现了,大家也只会说此子少年风流,不算个什么,但要从商被人发现了,那是要被戳脊梁骨唾骂的。
所以徐邈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,首先徐邈是可以信的过,其次徐邈目前名气还不大,做事不惹人眼,不像萧钦之,去哪儿一报名字,立马一堆脑残粉就堵上了要瞻仰面容。
故这件事可以假借徐邈之手,联系江左的那一帮商贾干,严格意义来说,是徐邈告诉了赵芸菲,由赵芸菲告诉赵云龙,然后赵云龙自发的组织一批商贾来兰陵,各种机缘巧合之下,把这件事干成了。
虚伪吧,事实上,就是这么的虚伪。
东晋的这些名门望族,家家都干的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活计,虚伪的很,不信你翻开史书,把冠冕堂皇的正义面具拨开,剩下的全部都是虚伪的现实。
他们一面享受着虚伪带来的舒适,又一面痛骂虚伪,然后他们所骂的那些人被冠上了虚伪,被他们亲笔写进了史书,永世不得翻身,而骂人者就理所当然的成了高尚者,被后世人景仰。
但他们忘了,虚假的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,有时候,编的毫无破绽才是最大的破绽,就像是一个人说他没有一丝缺点,这就是最大的缺点。
随意翻开史书,到处都是这种“完美”的破绽,秀智商下限的破绽,例如秦朝律法严苛,秦始皇施暴政,导致民怨沸腾,民不聊生,于是有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,秦二世而亡。
在笔者看来,秦始皇的这顶暴君的帽子大抵是永远都摘不掉了,但笔者十分怀疑,为何一个雄韬武略的始皇帝会意识不到秦国的弊端?
汉武帝后期都能从巫蛊之祸中醒悟过来,下了一道罪己诏,开华夏之先河的始皇帝怎么会意识不到呢?
既然秦朝施行的是暴政,那么汉朝完全继承秦法,怎么就不是暴政了呢?
时至今日,事实真相已无法考证了,但史书就是这么记载的,我们只能从古人记录的只言片语中,艰难的去推断真相,从而得到一个残缺的事实。
后来,我想明白了,我们如今能看到的,大抵只是某些人想让我们看到罢。
话又扯远了,下一章就不扯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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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古代,士农工商,商贾的社会地位最次,这个没什么好疑问的,历朝历代都是这么认为的,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其一,封建社会,以农为本,农民靠耕种生存,靠的是体力活,就算养不活自己也要供养贵族,为社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,而商贾则是搬运货物,赚取差价,并不直接参与劳动,然赚取的利益却远远高于农民。
在古人看来,这是极其不合理的,若是不打压商人的地位,长此以往下去,农民就不耕种了,都去行商,粮食不够就会引得社会动荡。
其二,从人性的角度来看,一个人有了钱,下一步必然要谋权,因为钱可富己,却不能护己,甚至有时候,钱多了,又无保护它的能力,那么就会招来杀身之祸,非福乃祸,故商人有了钱之后,谋权护命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
古代地域广阔,通信不便,地方有事,朝廷不能及时得知,一旦商人有了钱,又有了权力,便可招兵买马拉大旗,极容易造成藩镇割据的现象,在封建统治者看来,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,必须要打压商人的地位。
其三,商贾这个群体给人留下的印象太差劲了,人们想到商贾的第一印象便是“唯利是从”,能够为了利益将社会道德踩在脚下,举个例子说明一下。
春秋战国时期,有个富商叫猗顿,这人与秦相张仪私交不错,他干的是贩卖军火的买卖,七国都是他的生意伙伴,秦需要兵器时,他就将兵器卖给秦,楚需要物资时,他就将物资卖给楚,就算两国剑拔弩张,将要开战,他的军火生意,依旧照做,而且越是四处开战,他的生意越是昌隆。
在大一统时代,商人也不安生,特别是王朝末期,商人最是不安生的群体,明末,吴三桂开山海关迎清军,崇祯皇帝自裁,同年十月,清朝定都北京,顺治在紫禁城摆设宴席,宴请了八位晋商,这八个商人何德何能,竟能让皇帝宴请呢?
他们就是著名的八大皇商,明末之时,东北女真族建立的后金野心越来越大,但东北相比中原地区物资相对匮乏,而他们所需要的军事、生活物资都需要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。
在国家动荡的关键节点,晋商在正常的贸易外,竟然暗中向清军走私军火和粮食,同时提供关内外的各种军防情报,其行径与叛国无异。
就是在现代社会,依旧有许多商人不顾国家利益,为了一己之私,竟向国外暗自递交情报,苟且营生,美名其曰赴国外上市,在此,笔者就不点明了。
一个群体,不能一棍子打死,有好的就有坏的,但又有一句话叫“一颗老鼠屎,坏了一锅粥”,恰恰是这些不法商人,败坏了商人这个群体的整体口碑。
这些商人“趋利”的行径,与传统儒家思想背道而驰,多方因素下,久而久之,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,历代王朝都从思想与现实两个方面,给予商人严苛的打压。
笔者穷尽思绪,中国历代王朝中,开国之君为商人的是一个都没有,貌似唐末,有个叫黄巢的私盐贩子,参加科举,屡第不中,回家就扯旗造反,不过没成功。
至今,这一政策依旧被执行,商人可以有钱,但想要染指权利,第一个就干掉你,没商量,所以有钱的商人都跑国外了,资本社会,有钱才是大爷嘛,他们在我国当不了大爷,只能屈尊去国外当个二等大爷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,如果一个有钱的商人,安稳的享受生活,绝不搞事情,谁又会无端找你麻烦呢?
所以他们为什么要跑国外呢?
这个问题很值得思索。
扯了这么多的,回到本书,晋朝对商人打压冠绝于任何一个朝代,黄巢这个私盐贩子还能参加科举,而在晋朝,就别痴想妄想了。
首先商人是单独造籍的,但凡家中有一商籍者,全家禁止从政,想混个小吏都不可能,赵芸菲那个是因为花了大价钱,托人改了户籍,故能入仕,但经不住查。
在晋朝,商人甚至不能与农户同席而坐,就更别提士族了,故萧钦之请赵芸菲兄弟同席入座,给赵云龙激动的不行了,在路上,若是商人与农户发生了口角,是绝不能还嘴的。
在日常衣饰上,商籍也有特殊要求,所穿衣服只局限于几种颜色,衣服还不能昂贵,更不能佩戴华饰,否则便是逾矩,是要遭难的,不过一般都是王朝开始抓的很严,后期就慢慢放松了。
萧钦之如今名气之大,天南地北,鲜有人不知,在建康,萧钦之与刁骋去私人会所学习外语被人发现了,大家也只会说此子少年风流,不算个什么,但要从商被人发现了,那是要被戳脊梁骨唾骂的。
所以徐邈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,首先徐邈是可以信的过,其次徐邈目前名气还不大,做事不惹人眼,不像萧钦之,去哪儿一报名字,立马一堆脑残粉就堵上了要瞻仰面容。
故这件事可以假借徐邈之手,联系江左的那一帮商贾干,严格意义来说,是徐邈告诉了赵芸菲,由赵芸菲告诉赵云龙,然后赵云龙自发的组织一批商贾来兰陵,各种机缘巧合之下,把这件事干成了。
虚伪吧,事实上,就是这么的虚伪。
东晋的这些名门望族,家家都干的是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活计,虚伪的很,不信你翻开史书,把冠冕堂皇的正义面具拨开,剩下的全部都是虚伪的现实。
他们一面享受着虚伪带来的舒适,又一面痛骂虚伪,然后他们所骂的那些人被冠上了虚伪,被他们亲笔写进了史书,永世不得翻身,而骂人者就理所当然的成了高尚者,被后世人景仰。
但他们忘了,虚假的往往是经不起推敲的,有时候,编的毫无破绽才是最大的破绽,就像是一个人说他没有一丝缺点,这就是最大的缺点。
随意翻开史书,到处都是这种“完美”的破绽,秀智商下限的破绽,例如秦朝律法严苛,秦始皇施暴政,导致民怨沸腾,民不聊生,于是有了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,秦二世而亡。
在笔者看来,秦始皇的这顶暴君的帽子大抵是永远都摘不掉了,但笔者十分怀疑,为何一个雄韬武略的始皇帝会意识不到秦国的弊端?
汉武帝后期都能从巫蛊之祸中醒悟过来,下了一道罪己诏,开华夏之先河的始皇帝怎么会意识不到呢?
既然秦朝施行的是暴政,那么汉朝完全继承秦法,怎么就不是暴政了呢?
时至今日,事实真相已无法考证了,但史书就是这么记载的,我们只能从古人记录的只言片语中,艰难的去推断真相,从而得到一个残缺的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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